在讨论“中国式失败”的时候,除了体制和制度问题之外,我们还得面对“中国式企业家性格”的思考。
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克里斯·阿基里斯曾经写道:“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及天分极高的人几乎总能做成他们要做的事,所以他们极少有失败的经验,而正因为他们极少失败,所以他们从来不曾学过如何在失败中汲取教训。”
近年来中国企业界败局连连,跟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众多草莽人物相比,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区别是,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令人羡慕的高学历,他们中有教授(宋如华)、发明家(顾雏军)、博士(仰融)、军医(赵新先)、作家(吕梁)、硕士及哈佛商学院总裁班学员(孙宏斌)等等,他们也并非对
然而,我们仍然看到败局如宿命般地突然降临,它们看上去都千头万绪,内在关联十分的复杂,在公众看来,它们倾辙的表象与内因似乎总笼罩着一层莫名的迷雾。但是,当我们将它们完全梳理清楚之后竟会发现,尽管这些企业的规模已经远远的大于当年的三株、秦池等等,但是,从失败的“
它们仍然失陷于两个因素——
其一,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。绝大多数的失败仍然与常识有关,在托普、顺驰等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,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,所有的业界领袖以及他本人都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,它不符合一家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,在
其二,是
近年来,我们更多的看到了一种“工程师+赌徒”的商业人格模式。他们往往有较好的专业素养,在某些领域有超人的直觉和运营天赋,同时,他们更有着不可遏制的豪情赌性,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,倾命一搏。这是企业家职业中最惊心动魄的一跳,成者上天堂,下者落地狱,其微妙控制完全在乎天时、地利与人和。
在商业中没有什么是必然的。如果孙宏斌满足于在天津城里当地产大王,如果戴国芳不去长江边建他的大钢厂,如果宋如华专心经略一个软件园,如果顾雏军买进科龙后再不事其他收购,如果唐万新就只专注于他的“三驾马车”,那么,也许所有的败局都不会发生。但是,这样的假设又是不成立的,因为,他们崛起于一种狂热的商业世纪,这个时代给予身处其中的人们太多的诱惑与想象空间,它让每个人都
我们看到,所有的失败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,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,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经营的惨败和自信心的丧失。在写作这些案例的时候,我不由的会想起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那句被咒骂了数百年的格言——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对于企业家来说,“存商理,灭人欲”也许是一个值得记取的生存理念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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